一年前,沈欢结婚了,第一次想要一个孩子。
然而,切除了一侧输卵管的沈欢,在后来的孕检中发现仅剩的一侧输卵管又有些粘连,要想怀孕,除非做试管婴儿。风雨突变的是,因为老公突发脑溢血,沈欢没有精力再投入漫长的“试管”过程。“那就不做妈妈了吧,”沈欢作出了艰难的决定。
比沈欢稍幸运的是,小朵当时采用的是保守疗法,因此没有在这次意外中失去生育功能。但是两年多过去了,她仍然不敢要孩子,甚至想都不敢想。“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还想玩,不去想生小孩的事,事实上是这个莫名的阴影始终在那里。”小朵说。
曾患宫外孕的人下次发生宫外孕的几率仍然很大,这个威胁是现实的,更何况心理上的障碍也难以克服。没有小孩的痛苦是清晰的,然而,谁能为这一切负责,在她们看来则异常模糊。
沈欢发现自己并不孤单,她在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“紧急避孕药宫外孕”,蹦出来33万多条信息,而在某网站的贴吧里,有一个横跨三年的网帖,从2007年4月至今,有数百人在上面投诉。
沈欢曾经有一次按照厂家网站上公布的电话打过去询问,对方的健康顾问一句“任何避孕措施都有失败的可能”就解释了全部。
2009年4月,上海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黄蕊,打算征集所谓的“毓婷”受害者,拟开展集体索赔行动,“因为我也是女性”。
沈欢看到这一征集,联系了黄蕊。她也想过走法律诉讼之路,但是这条路同样难走。黄蕊说,先后有10余名受害者和她联系过,但是由于从法律的角度看,要开展索赔是非常困难。事实上,大多数有此经历的人都是在做完手术之后,偶然上网或者从别的渠道才听说这二者间的关联,因此事先根本不可能保留一些相关证据。
紧急避孕药并不是处方药,在任何药房都可以随便购买到,购买小票大多数人都是随手扔掉,从律师的眼光看来,索赔的第一步就不顺利。“怎么去证明服用了这种药呢?”黄说。
即使有强有力的证明你服用过这种药,要把宫外孕归因于单纯的某一种都非常不容易。原来,宫外孕成因复杂,一些妇科炎症,如阴道炎、宫颈炎都可能感染到输卵管,造成输卵管炎症。此外,反复做过人流、做过阑尾手术、盆腔炎患者等都会使宫外孕的风险增加。
程序上的艰难已经吓到了大多数人,更何况这还涉及到女性非常隐私的生活内容。黄蕊进一步分析说:“比如,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,根据需要,可能要求描述你的性史,或者没有妇科炎症、没有流产史等多方面的证明。”沈欢当时还没有结婚,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讲,意味着什么,她很清楚。
半年以后,这次索赔活动以失败而告终。对于大多数有类似经历的女性,除了能在网络上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谴责一下,几乎没有更多的渠道。
在一些服用紧急避孕药后发生宫外孕的QQ群中,她们热聊的都是治疗的话题,而对于一些索赔的话题都不太感兴趣,“律师都说没办法了,新闻报道有啥用?”
与沈欢知道真相后,积极寻找渠道反映不同,小朵在治疗结束后,马上把手上所有的病例本都扔掉了,也根本没有一丝半点的购买证据。“就像要把这段噩梦擦去。”她说。